所以，它是一个国家间刑事警察国家犯罪信息交流和合作平台，同时也是通缉和缉拿国际犯罪分子的跨国合作平台。

其实，人们对行动方案的确定不能突然做出，要经过从提出问题，确定目标，到分析评价、最后选定方案等一系列活动环节。委托方十分恼怒，最近声称要起诉该咨询公司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当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方采纳和实施顾问方作出的符合合同约定的咨询报告和意见后，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后果，这种风险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决策是一种判断，其最终表现为当事人对行动方案的最终选择，即人们常说的最后拍板。委托方十分恼怒，最近声称要起诉该咨询公司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由于委托方享有采纳或抛弃任何一种咨询建议的全部权利，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说，他就应当对经过决策采用顾问方提供的咨询意见并实施技术项目所发生的损失，承担一切责任。作为决策者，在几种不同的可能行动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我们称之为决策。

当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方采纳和实施顾问方作出的符合合同约定的咨询报告和意见后，如果出现一些不良后果，这种风险责任应当由谁承担?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五十九条规定：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委托人承担，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根据上述原理，咨询顾问在受委托对特定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应当以自己最大的责任心，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术，经验等条件，按合同规定完成咨询任务并保证所提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意见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程序就是方法论，是处理和解决问题和矛盾的方法和规制。

因为，司法无法再现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审判根据各类证据综合评定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与真实的历史事实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且法律事实无法自证其符合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实体公正因其无法自证而没有逻辑上的意义，只有程序本身才是唯一可供遵循的现实原则和可供参照的现实客观标准。任何的个人经验无疑是有局限的，但任何的方法也都是有缺陷的，法律永远都不是万能的上帝。但我们必须认识和明确的是：人治和法治原本并不矛盾，程序由人制订，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普识性经验的法定;个人经验和意志服从于法定经验(程序)，在法定程序框架下张扬，这样才能让程序和法官的自由裁量以及心证得以相得益彰，并促进程序的完善和发展——程序本质上是经验的积累。程序的强化和完备，必然带来实体的弱化，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而我们却为了追求实体公正，不放纵犯罪，轻信和迷信于口供，不惜违反程序，刑讯逼供，吞食毒树之果，最终却失却了实体公正。如果损伤了这些程序，公正又从何而来?遗憾的是，尽管法学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和立法界都明白程序的重要性，但都未能在思想认识上真正确立程序至上的原则，从观念上难以摒弃实体主义和功利主义。

由于沿袭这种简单但有效、节省侦查资源的古老破案方式，导致我国的技术侦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与国外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西方法制国家，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所以，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刑事拘留和逮捕时，必须事先获得嫌疑人构成犯罪的相对充分的物证(效率最高的证据)，而我国对刑事案件的侦查则首先从口供开始，在没有掌握任何具有针对性的证据的情况下，对一些案发当地调查了解到的有作案条件和可能以及在公安机关有不良记录的所谓对象一个个传唤讯问，搞排查，口供中发现疑点就马上留置或者拘留进一步审讯，然后再根据嫌疑人的口供去寻找物证，有些杀人案件甚至在物证无法提取或与口供自相矛盾的情况下，仅凭口供定案;离开了口供，刑事案件几乎无法侦破。法官说，我对案件的审判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我确保了程序的绝对公正，严格依照程序取舍证据，让证据确定法律事实，陪审团因此而作出了辛普森无罪的结论，是程序得出的必然结果;要给辛普森定罪必然会损伤程序，而为了实现个案实体公正而损伤程序为美国法所不容忍，辛氏被司法无罪开释。今天，杜培武和佘祥林仅仅因为另案的告破而非司法必然地被排除了杀人的嫌疑，获得昭雪，但代价是如此之惨重!也许，辛普森的嫌疑永远无法排除，其将永远逍遥于实体正义之外，但他接受了程序的审查，没有逍遥于法律程序之外;而杜培武和佘祥林在其杀人嫌疑被排除前，我们的司法固然没有让他们逍遥了实体正义之外，但他们却因为违反程序的司法而失去了司法程序的保护，他们的刑事诉讼权利的被剥夺直接导致他们被错误的判处了死刑。

在英美等西方判例法国家，正是因为其程序法的趋于完备，才使得判例法成为可能，其实体法很大程度上只表现为一些宪法性原则和理念。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中，程序从首先作为实现个体公正的手段和方法嬗变成法治的最高价值取向。如果设定实体绝对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绝对公正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化目标，也是没有标准可以参照和衡量的。冤狱的不断出现，暴露出司法的缺陷。

没有绝对的人治，也没有绝对的法治，而且法律终究也要靠人去执行，这个世界原本是人在治理。相类似的国外案例是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三案的共同之处是被告人有重大杀妻嫌疑，而中美司法的处理迥异。

程序变得至高无上，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被视为毒树之果而不被采信。法律在实体上规定，要对犯罪嫌疑人客观、公正地审判，如何实现这一实体上的司法目标?通过程序来实现。

前两案都被错判杀妻罪名成立，后一案中，尽管人人都知道辛普森有极大的杀人嫌疑，连他的律师也这样认为，但司法不定其有罪。从层面上讲，程序法是为实体法服务的，但从深层次上讲，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归纳和上升。实体的法律不能自己执行，而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程序就是实体的双腿。在刑事案件上，为了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内部请批的方式，多次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达数个月;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时，发现证据不足时不是立即解除对嫌疑人的羁押予以释放，而是可以对案件反复退侦而不解除羁押;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开庭审理后发现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不是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宣判被告人无罪释放，而是允许，甚至动员检察机关撤诉，撤诉后再补充证据再起诉，期间对嫌疑人继续关押(有的案件达到10年);检察机关以一罪名起诉，法院发现该罪不能成立，法院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其他罪，可以更改罪名进行判决，或者动员检察机关撤诉再以另罪起诉。典型的，前有云南杜培武杀妻案，近有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至于历来被错判死刑而被枪毙了的，媒体时有报道，不一而足。只有司法对口供如此的信奉，就无法避免冤狱的形成，刑讯逼供的问题无法杜绝，出现杜培武以及佘祥林那样的重大冤案不是偶然。

法定了的方法，既法律，其所能做到的是尽量从统计意义上和整体上去接近、发现客观真相，这与让个案接近客观事实真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于是我们制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法，规定一般情况下，要公开审判而非秘密审判，目的是要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审判的公正性;给公诉人指控的权利，也给嫌疑人辩护的权利;给一方举证的权利，又给另一方质证的权利;双方都有辩论和向法官作最后陈述的权利;双方有上诉或抗诉的权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等等。

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渗透着许多实体和心证内容，从而弱化了程序。人治与法治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治是依据个人和长官意志及其思维方式和经验看待、处理和评判问题;法治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法定，即程序法定

第三个阶段从1999 年至今，被称为综合发展（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另一个是被包装的全球法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是为全球法律的地方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法律改革变成一个人的好天气，是可能的吗？（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进入专题： 法治 。从发达国家的视角看来，法律与经济发展是对外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主要推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执行者，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了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由于这次运动以法治为名义，故而又称为法治运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求得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本国的传统社会难以找到可资利用的现代法律形式，这使得法律继受成为必然的选择。

世行内部由一些不同的部门和小组来分别提供不同种类的法律发展服务，这些部门包括法律与司法改革组（LGVP），公共部门组（Public Sector Unit）、私人部门发展组（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Group）和快速反应组（Rapid Response Unit）。第三个阶段，由世行主席沃尔芬森（James D. Wolfhenson）在1999年提出了综合发展框架，促使世行的法律与发展规划融入了其他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减少贫困与人权保护等内容。

而另一方面，继受发达国家的法律意味着在规则上受制于人，因为法律既是一种行动系统，同时也是意义系统。法律全球化的两种视角以上是对法律与发展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实际上这一过程极其复杂，而我所陈述的仅仅是这一庞大过程一些组成部分，这一过程还包括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的新商人法，巴塞尔委员会的金融管制协议，WTO的法治项目等等。

1962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开始通过输出一些美国法律毕业生进入非洲的大学来促进非洲的法律教育，这一项目随后又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和平队的资金支持。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散播世界的一种高级形式，是长达近200年的西方法律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

这种发展援助绝不仅仅是为目标国家提供资金、人力和技术，还包括改革它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推销先进的制度，贩卖优良的法治，培训合格的法律精英，乃至树立标准的民主模式。此外，法律本身也暗藏着某种支配性的逻辑，它可以嵌入某些议程，从而在特定的时刻影响经济走向和世界财富分配。最近值得关注的还包括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新发展主义，主张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政策，在自由市场与国家规制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以同时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其关注点也从单纯的发展经济，延伸到了培育社会。而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遭到废黜，政府失灵，权力寻租遭到抨击，公共选择理论大行其道，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回归。

因此，法律与经济发展关注国家实力的增长、自然资源的占有、能源的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型、财富的再分配、贫困的减少、国民教育的改进、本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政策。而只要能够将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嵌入拉美以大陆法为基本风格的体系，就可以指望逐步实现法律制度转型，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会自然带来期待中的民主和人权。

在整体规划上，这次运动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计划，一是民主计划，它产生于1970到1980年代的世界人权运动，人权保护开始作为独立的目标获得普遍承认，人们逐步意识到，如果不结合经济力量，人权很难嵌入铁板一块的民族国家法。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试图拓展发展的概念，从提高人的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发展，而出身于巴西的法学家昂格尔更是从左翼的立场提出，发展中国家理应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自主地安排发展政策，但必须考虑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兼容性，他主张通过教育投入来提高个人的能力，通过高质量的民主来促进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参与。

1972年的石油危机与美国放弃金本位制所带来的经济震动影响了原本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开始认为，不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是造成自己国家发展受阻的罪魁祸首，依附理论开始出现。而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则将部分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失灵，这种日益明显的分歧也加剧了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枯竭，随着数目原本不多的资助纷纷流向其他领域，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随即偃旗息鼓。